姐姐咬了一口包子，汤汁喷了出来，溅在她那件素白的连衣裙上，她咯咯地笑，东西哥哥手忙脚乱地找纸巾，两个人笑成一团。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既高兴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高兴的是，东西哥哥终于不是一个人了；说不出的滋味是，我看美媛老师那几天经过校园的时候，脚步好像比平时慢了几分。
千寻姐姐总共来了三次。每次来，东西哥哥都像变了一个人。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带她走遍了重阳镇的大街小巷，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回忆都给她看。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请她到自己寝室里，给她吹箫。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县文化馆有人来找东西哥哥谈小说稿子，聊了大半夜，东西哥哥把稿子改了又改，千寻姐姐和他一起熬夜，眼睛熬得通红。
谁也没想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千寻姐姐走的那天，天上飘着毛毛雨。她没有笑，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不是生气，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深深的、化不开的什么。
她没有回头，就那么快步走在古驿道上。素白的裙摆在雨中飘动，长发上的水珠在晨光中闪着冷冷的光。
走到街口七杀碑前面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只有几秒钟——然后转过身，上了一辆从龙门镇方向开来的班车。
那一天之后，千寻姐姐再也没有来过。
东西哥哥逐渐消瘦了。他开始沉默寡言，除了上课，几乎不出寝室。他的箫挂在墙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没有再去吹过它。
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敢问。
那段时间的夜晚，东山顶上常常会传来断断续续的箫声。那箫声，不再是当初《卧龙引》的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幽幽的、凉凉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飘上来的声音。它钻进耳朵里，不往脑子里去，而是直往心窝子里钻。有人说是山魈在叫，有人说是风声。只有吃过晚饭在自家院子里乘凉的人才知道，那是学校那边飘来的。
箫声大概响了大半个月。然后，停了。
自从千寻姐姐走了之后，东西哥哥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一根骨头。
表面上，他还在照常上课。照样站在讲台上画圆，不用圆规，一笔成型。照样批改作业，红笔字迹工工整整，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照样在班会上训话，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个在讲台上眉飞色舞、讲到兴起时会用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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