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炸着，她信了。
在那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胡三德还偶尔来找她，照旧在打饭时说些不值钱的甜话。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胡三德早就有老婆了，是邻镇粮站站长的女儿，两个人结婚都五年了。那女人有时也搭他的车去县城，就坐在她曾经坐过的副驾驶座上。雨花姐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去找胡三德理论——理论什么？她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只是炒菜的时候，盐放得更重了，重得来打饭的工人们都问“雷师傅，这几天菜怎么这么咸”。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圆镜子发呆。镜子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女人——她头一回觉得自己这么傻，这么蠢，这么不值钱。后来胡三德调到别的厂去了，走之前连招呼都没跟她打。
“可是，”我抓在栏杆上的手攥紧了，水泥硌得掌心发疼，“胡三德这样子强行欺负她，为什么她不找他算账？”
“因为没有人会信。”东西哥的声音忽然平了下来，平得像一把迟到的刀鞘，把刀刃上的所有余悸都收进了一个人的沉默里。“你想想，胡三德是粮站站长的女婿，雨花姐是麻袋厂的厨娘。如果她把这事闹出去——人家只会说她自己不检点。说她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穷丫头，为了在厂里有个靠山，勾引人家有妇之夫。没有人会问是不是她愿意的。灶上的锅铲还搁在她手里，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清楚——往烂泥里再跺一脚，不如忍气吞声。”
我沉默了。走廊外，踢球的孩子们已经散了，只剩操场上零零星星几个捡球的影子。晚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通知栏哗哗响，几张过期的通知被风掀起一角，啪啪地拍着木板。
“所以她一直瞒着，不敢见你，却又舍不得离开你。”我轻轻地说。
“不是不敢见，是不敢信。”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边缘的汗渍，“她说，从小她娘就告诉她，长得胖不是罪过，最重要的是人要好。人要本分。人被欺负了，只能怪自己没出息。她把自己咽下的委屈全堆在心窝里，以为那就是本分。”
“那你今天怎么跟她说的？”我转过身，和他并肩靠在墙上。
他站直了身子，把后背上那团被汗黏在脊梁上的衬衫拽了拽，发出轻微的布帛声。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在回想刚才在龙门镇麻袋厂宿舍里那场笨拙而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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