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行营的会议室里，蒋校长正襟危坐，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碉堡科刚送上来的《赣南碉堡修筑进度表》，右边是党务调查科递呈的《江西省基层党部现状调查报告》。
他把两份文件都翻了一遍，越看脸色越沉，忽然把党务报告往桌上一拍，对杨永泰说：“我花了六年时间清理党务，结果清理到连一个能管住老百姓的基层组织都没剩下。”
杨永泰站在旁边，斟酌了一下措辞：“委座，保甲制虽然旧，但管用。”
会议室里在座的幕僚们都心知肚明。所谓“清党”，清掉的不只是*党，还有几十万果党自己最基层的党员。
1927年清党之前，国民党号称拥有上百万在册党员，其中国内普通党员就有六十多万，工农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正是这批人把持着乡镇和村庄的区分部，构成了国民党唯一的基层群众网络。
清党一声令下，这批人被清洗、被开除、被吓退，到1928年党员总登记完成时，国内普通党员只剩下二十二万，净流失将近四十万人。
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原本党务最活跃的省份，乡村党部直接瘫痪，不少县城连一个完整的县党部都凑不齐。
党员跑光了，原有的邻闾自治体系也就成了摆设。政府的命令只到县城，村镇处于彻底的管控真空。
征粮征丁没人去办，监视民众没人去做，甚至连户口登记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如果只是治理一个太平时期的乡村，这种状态倒也勉强凑合，但1931年之后在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苏区，百姓源源不断地给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收容伤员。
蒋校长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每次都被牵着鼻子在山沟里打转，归根到底不是枪炮不如人，是对苏区内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哪条山路能通到哪里，哪个村庄藏了红军的伤员，哪个渡口是物资私运的通道，这些信息全都捏在老百姓手里，而老百姓站在红军那边。
所以杨永泰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军事上推行堡垒渐进封锁战术，政治上恢复保甲制度。
保甲这玩意儿早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就用过，明清两代沿袭了六百多年，本质上就是让老百姓互相监视、互相担保、连坐追责。
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长甲长由地方乡绅或官府指派，负责清查户口、稽查流动人口、征调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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