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袭击任务完成后，起事官兵没有占据据点负隅顽抗，而是集体携带武器前往东京宪兵队主动投案自首。整个行动没有大规模巷战，没有持续武装割据，更像是一场以血写成的政治声明。
接下来的审判彻底暴露了日本司法体系在军部面前的软弱无力。
全社会舆论严重偏向兵变者，日本媒体大肆渲染青年军官“忧国赤诚”，淡化刺杀首相的罪行。
大量农民、学生、市民向法院递交请愿书，要求赦免起事人员，认为他们是拯救国家的义士。
法庭迫于军部与民间舆论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极轻量刑：海军起事军官仅判处数年有期徒刑，陆军士官生和浪人从宽处置，多数短期服刑后便提前释放。
无一人死刑，无一人长期重刑。这个判决传递了一个致命的信号，军部激进分子的暴力行动几乎无需付出任何沉重代价。
犬养毅死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文官首相敢于约束军部。
五一五事变彻底终结了日本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勉强维持的“宪政常道”。
政党轮流组阁的时代到此为止。此后直至二战结束，日本所有内阁必须优先满足陆海军诉求，政党无法独立掌控军政、外交、财政大权，军部正式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独立权力实体。
日本对华温和外交的最后一丝可能性，伴随着犬养毅倒在书房血泊中的尸体一起，被子弹打穿了。
五一五事件的导火索，早在犬养毅坐上首相那把椅子之前就已经点燃了。犬养毅是政友会总裁，七十七岁，满头白发，是明治维新以来硕果仅存的政党元老。
他接任内阁时，日本正深陷大萧条的泥潭，东北农村饿殍遍野，城市工厂成片倒闭，少壮军人大多出身农村，亲眼目睹家乡惨状，将满腔怒火对准了三样事物：议会政党政客、垄断财阀和温和外交路线。
他们认为文官政府只顾讨好财阀，牺牲农民与底层士兵利益，而关东军冒着生命危险打下的满洲，绝不能因为几个坐在东京办公室里耍嘴皮子的政客而拱手让人。
犬养毅并不想拱手让人。他的算盘是：满洲可以拿，但不能明着拿。他表面承认关东军对满洲的占领，私下却派密使与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换取日本在满洲的实际控制权，同时适度约束关东军的暴走，避免日本陷入彻底的国际孤立。但在军部激进派眼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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