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本是色目权臣专权、私吞国库、苛敛天下的个人罪孽，与汉法儒治毫无关联。可蒙古宗藩、世袭勋贵、怯薛亲臣，本就对汉化国策积怨数十年。
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削勋贵特权、定朝廷礼制、行中原法度、以儒臣治州县，极大限制了蒙古贵族的世袭特权、肆意敛财、野蛮治民的旧俗。数十年来，勋贵集团隐忍不发，只待时机反扑。
如今桑哥倒台、朝局动荡、帝王厌政，这群守旧勋贵终于抓住千载良机，上下串联、内外蛊惑，日日入宫进谗，将国库空虚、天下流民、江南民怨、北疆战乱所有祸乱，尽数归咎于汉法改制、儒臣执政。
“汉法柔懦，不足以治悍民、镇四方！”
“儒臣空谈仁义，不懂理财治军，误国误民！”
“废蒙古祖制、行中原礼法，失祖宗根本，方致天下多乱！”
谗言日日入耳，暮年忽必烈本就猜忌深重、心志消沉，久而久之，渐渐深信不疑。
在帝王晚年的认知里：用汉臣、行汉法，换来的是朝堂纷争、民间怨言、边疆，判乱；守旧制、信勋贵，方能稳固皇权、维系蒙古基业。
于是，至元二十九年这场无声却致命的朝堂大清洗，骤然开启。
不同于桑哥案轰轰烈烈的杀伐处决，这一次的清算，温和却彻底、无声却决绝。
第一道旨意，率先锁死儒学根本：罢各处儒学提举司，削减国子监俸禄员额，暂停天下儒学教化推广。
昔日遍布全国、负责教化地方、推广儒礼、培育汉蒙人才的儒学机构，半数裁撤、半数闲置；国子监生源锐减、经费断绝，多年以来持续推行的官学教化、汉化育人政策，直接叫停。
第二道旨意，直指朝堂清流：凡真金太子旧部、素来力主汉法、直言谏政之儒臣，尽数外贬、闲置、夺职。
一时间，中书省、翰林院、御史台、六部之中，数十名深耕吏治、清正爱民的汉臣，无一幸免。
有高位者，一纸诏令，外放偏远蛮荒州县，永不召回；
有中层者，直接夺职罢官，勒令致仕归乡，断绝仕途；
有年轻清流者，闲置朝堂、不授实职、不予差遣，彻底边缘化；
有屡次直谏、针砭时弊的骨鲠之臣，直接贬黜千里，永不叙用。
政令一出，朝野震动，天下哗然。
政事堂外，一道道贬谪诏令接连送达，传旨宦官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冰冷的圣旨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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