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灯，披着旧棉袄出来。看见儿子站在院子里，一身湿衣服，脸灰白灰白的，皱了皱眉。
“这时辰回来，出了事？”
“没出事。”海瑞蹲下身子，替海母把棉袄的扣子系好。手指僵硬，扣了两次才扣上。“吏部来了调令，让我去浙江赴任。走得急。您和媳妇孩子先坐马车去，我收拾完衙门的事，后脚就跟上。”
海母看了他一眼。
老太太活了六十多年，在海南岛上从穷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她看得出儿子在说什么、没说什么。
但她没有追问。
“行。”海母应了一声。转身去叫媳妇起来收拾东西。
海瑞站在院子里，看着屋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妻子慌手慌脚地往包袱里塞衣裳，女儿揉着眼睛被从被窝里拎出来，哼哼唧唧地不肯穿鞋。海母一边帮忙一边骂了两句“丢三落四”，顺手把灶台上的半袋碎米也装进了包袱。
海瑞没进屋帮忙。
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雪停了。云散了一道缝，露出一小片灰蒙蒙的天色。快四更了。
马车是王用汲提前安排的。一辆旧篷车，两匹骡子，车夫是巩县会馆的老把式，跑过京杭线。
海母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海瑞站在巷口。旧棉袍，粗布腰绳，乌纱帽没戴，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着，被风吹得散了几缕。
“汝贤。”海母的声音从车篷里传出来。“浙江现在冷不冷？”
“不冷。比北京暖和。”
车轮碾过冻硬的泥地，嘎吱嘎吱地响。篷车拐过巷口，消失在灰蒙蒙的街道尽头。
海瑞在原地站了很久。
直到最后一点车轮声也被风吞掉了，他才转身往回走。经过棺材铺的时候，天刚亮。铺子的门板卸了一半，伙计在里面打哈欠。
海瑞停下了。
他看了看铺子里靠墙摆着的几口棺材。最贵的刷了红漆，用的是柏木。最便宜的摆在角落，薄杉木板，连漆都没上，木头茬子还露在外面。
海瑞从怀里摸出那堆铜钱，在手心里数了数。
“那口。最里面那口。多少钱？”
伙计揉着眼睛歪头看了他一眼。看这身打扮——洗白的棉袍、粗布腰绳、一双破棉鞋——又看了看他手里的铜钱。
“八钱银子。您要？”
海瑞把铜钱递过去。
“送到城南丁字街第三条巷，门口有棵枣树。”
伙计接过钱，数了数，抬头想再问一句是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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