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半，贝当路。
程真儿关了灶上最后一盏火，把咖啡壶洗干净倒扣在架子上，解下围裙挂到墙上的钉子上。今天的生意不算好，一共来了七个客人，走了六杯咖啡两杯热水，加起来还不到两块钱。
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把铜钥匙，把收银抽屉锁上，又把门口的小黑板搬了进来。做完这些之后，她在吧台后面站了一会儿，听着外面马路上断断续续的人声和远处的车喇叭声。
一切如常。
她拿起挎包，关灯，推门出去，把门锁好。
贝当路的夜晚比白天更安静。两旁的法国梧桐被路灯照出长长的影子，树影重重叠叠地铺在地上，像是一张破碎的渔网。风很大，吹得电线嗡嗡作响。
她裹紧了大衣，顺着人行道往东走。
身后大约五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也开始走了，不紧不慢，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这是盯梢的基本功，既不会太近引起警觉，也不会太远跟丢目标。
程真儿知道身后有人。
她一直都知道。
从三个月前开始，每天晚上关店之后，都会有人跟着她走完从贝当路到住处那段不到一公里的路。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两个人。她从来没有回头看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走路的速度和路线，
因为她的任务就是做一个普通人。一个每天按时开店按时关门、走固定路线回家、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上海弄堂小老板娘。
她走到霞飞路和吕班路的交叉口，准备过马路。
路灯在十字路口投下一圈惨白的光。马路对面是一家杂货铺，已经打烊了，卷帘门拉了一半。旁边的弄堂口停着一辆黑乎乎的板车，板车上堆着几捆竹竿。
她左右看了看，没有车，刚迈出一步。
身后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那声音来得突然，像是一头沉睡的野兽被人猛踹了一脚，咆哮着从巷子深处冲出来。程真儿下意识地回头，看见一辆老旧的福特卡车摇摇晃晃地从吕班路方向冲过来。车斗里装满了空酒瓶和破木箱子，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方向盘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子，在夜风里猎猎飘动。
卡车的速度不算快，但方向明显是歪的。
驾驶室里的人显然喝多了，车窗开着，传出一阵走调的黄梅戏和浓烈的高粱酒味。车头左摇右晃，像一条喝醉了的蛇在马路上乱窜。
“当心！”对面的弄堂里有人喊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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