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声音很低。
“早就好了，周大夫的手艺不错。”程真儿微微一笑，“倒是你，黑眼圈比上次见你的时候重了不少。”
郑耀先没接这个话茬。
“北平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程真儿的笑容收了起来，表情变得严肃，“上面也来了新的指示。”
她从旗袍的暗袋里掏出了一张对折的薄纸，推到了郑耀先面前。
郑耀先展开纸看了一遍。纸上只有几行用特殊药水写的字，是旧渠道转发的延安指示。内容很简短：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已定，中央要求一号线利用现有身份，全力获取日军华中方面的兵力调配计划，尤其是针对上海和南京的攻击部署。所有获取的情报，通过二号线传递。
郑耀先把那张纸凑到蜡烛上烧掉了，看着纸灰在空气中飘散。
“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上海会变成地狱。”他说。
“我知道。”程真儿看着他的眼睛，“所以我们必须在地狱里找到活下去的路。”
两个人隔着一张小方桌对视了几秒钟。桌上那盏煤油灯的火苗微微晃动，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一高一矮，一瘦一纤。
郑耀先伸出手，握了一下程真儿的手指。她的手很凉，指尖还带着一点茶叶的清苦味道。
“小心，”他说。
“你也是。”
然后他松开了手，站起来，戴上礼帽，推门走了出去。
从这一刻起，郑耀先的潜伏任务，从暗杀与反暗杀的谍战，正式转入了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情报战争。
晚上八点，特务处上海区驻地。
郑耀先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刚从虹口方向送回来的情报速报。赵简之的人在汇山码头外围的一个制高点上，用望远镜观察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从下午四点开始，一支由十二辆民用卡车组成的车队，从日军司令部的后院陆续驶出，沿着北四川路向码头方向移动。卡车上盖着帆布，看不清装的是什么，但从轮胎压入路面的深度判断，载重至少在两吨以上。
十二辆卡车，每辆两吨，总共二十四吨。
这个数字让郑耀先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
二十四吨的物资，从司令部运往码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往船上装货准备运走，要么是从船上卸货运进来。如果是运走，说明日军在收缩；如果是运进来，说明日军在增兵。
“孝安，调一下最近三天虹口码头的船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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