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华国，大西北。
视野尽头，是被烈日烤得发白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地平线在热浪中微微颤抖、浮动，像一片干涸焦渴、无边无际的褐黄色海洋。
风声呜咽，卷着粗糙的沙砾，一遍遍刮过这片被称作“农场”的辽阔荒原。
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如同被遗弃的黄色积木，零落堆在这片土地上，构成唯一的生活痕迹。
远处，沿着隐约可见的沟渠，有几个缓慢移动的小黑点——那是仍在劳作的人影。
陈明费力地直起酸痛的腰，用缠着破布的手背抹去快要流进眼里的汗水。
他手中的铁锹早已磨得锃亮，脚下的土地却依然干硬如铁。
妻子李梅就在不远的地方，弓着身，用一把简陋的耙子，仔细地将新翻出的土块一点点敲碎。
土里混着碎石与枯草根，她的脸庞晒成了深褐色，嘴唇干裂起皮，动作却始终专注而沉静。
他们来到这里，已经好几年了。
从被遣返离开漂亮国，经过漫长而沉默的审查，最终被安置到这片土地。
日复一日，劳动与改造填满了时间——身体在土地里弯腰，思想在报告里被反复锤炼。
劳作是沉默的。
耳畔只有风声，工具与土地接触时发出的闷响，以及远处偶尔飘来的、听不懂的当地牧民的调子。
但沉默之下，并非空无一片。
陈明会时不时停下，望向远方。
目光越过茫茫的荒野，仿佛能穿透数千公里的距离。
他一个字也不会说，但那眼神里，藏着只有妻子能懂的、沉甸甸的牵挂。
他们唯一的儿子，时安，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六年了，没有任何的消息。
他过得怎么样？
无数个问题压在心底，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深深掩埋，却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悄然浮现。
李梅会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丈夫的凝望。
她会把省下来的、最难下咽的杂粮窝头，默默泡软一点，递给他。
或者在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摸索着缝补已经补丁摞补丁的衣物时，轻轻哼起一首故乡的、模糊了词句的童谣。
那是她能维系与过去、与远方儿子的，唯一脆弱的纽带。
烈日依旧。
风沙依旧。
收工回去的路上，他们看见了老赵。
老赵躺在他们自己挖的、还没成形的引水渠边上，人蜷着。
一只手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另一只手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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