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的冬天，风是带着刀子的。
我缩在土炕最靠里的角落，把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往身上裹了又裹，肚子里空得发慌，连带着肠子都绞着疼。
里屋传来娘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咳得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我攥着冻得通红的小手，不敢哭，也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总觉得，日子是看不到头的黑。
爹走得早，大哥大嫂分了家就跟断了亲一样，娘卧病在床，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四哥赵明，也躺在床上病得跟纸糊的似的，一口气喘不上来，人就可能没了。
我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探探四哥的鼻息，再听听里屋娘的动静，确认两个人都还在，悬着的心才能落下来一点点。
附近的野菜早就被挖光了，树皮都被人剥了去，我揣着个豁口的破碗，在雪地里走了半个村子，也只扒拉到几把冻硬的草根。
回到家，我把草根洗干净，混着最后一点点玉米面，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先给娘端了一碗，再端到四哥床边。
四哥那时候刚醒，眼睛亮得吓人，跟以前那个闷不吭声、连说话都费力气的病秧子，完全不一样了。
他撑着身子坐起来，没先接碗，反而伸出粗糙的手，摸了摸我冻得发紫的脸颊，声音哑得厉害，却字字都清楚。
他说，妮儿别怕，哥以后让你顿顿吃饱饭。
我那时候才八岁，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只当是四哥烧糊涂了说胡话。
可我还是点了点头，把碗往他手里递，心里偷偷想，就算是胡话，听着也暖。
我没想到，四哥说的话，竟真的一句句都成了真。
没过几天，四哥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半袋玉米面，还有一小把红糖。
他给娘冲了热乎乎的糖水，给我煮了满满一碗稠稠的玉米糊糊，没有掺一点野菜，香得我鼻子都要掉了。
我捧着碗，一口一口地喝，烫得舌头直发麻，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是我那一年里，第一次吃到不掺野菜的粮食。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日子，就像开春化了冻的河，一下子就活泛起来了。
四哥进了红星轧钢厂，成了厂里最厉害的钳工师傅，月月拿最高的工资，领最多的粮票肉票。
家里的土屋翻修了，漏风的窗户糊上了新纸，土炕烧得暖烘烘的，再也不用在冬天里冻得缩成一团。
娘的身子，在好吃好喝的调养下，也一天天好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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