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房里扎了根。
他没有再试图逼我说话，而是用他那套跨国救援组织的“硬核战术”，开始全方位接管我的生活。
第一天，他拿着卷尺和红外测距仪，把病房里里外外量了一遍。他换掉了医院所有的防滑垫，铺上了集团军用的特级阻燃防滑地胶；他甚至把病床的脚轮全换成了带双重自锁的医用重型轮，生怕床铺有半点滑动。
第二天，他在病房的白板上，画了一张极其复杂的《紧急避险与医疗疏散图》。上面详细标注了从这张病床到妇产科手术室、血库、甚至是楼顶直升机停机坪的最短路线、备用路线，以及每一段路线所需的精确秒数。
第三天，他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强行把医院的主治医生和护士长叫到了病房。
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就看到他把那叠文件一字排开。
最上面的一份，是救援集团的《核心骨干家属最高权限授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