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四年（957年）春末，寿州城，临时行在议事堂。
春深日暖，寿州城的重建已初见轮廓。然而，随着柴荣那道“淮南田赋五成征收、五年不变”的旨意草案由范质细化后，在更广泛的朝臣中传阅审议，新的波澜悄然兴起。
议事堂内，气氛不同于以往御前决策的凝重，更多了几分公开辩论的激烈。柴荣端坐主位，面色沉静。下首，除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核心重臣，还多了几位专程从汴京赶来、负责财政审计的三司使副使及部分御史台官员。柴宗训依旧坐在角落，这是他首次旁听这种带有“廷议”性质的会议。
争议的焦点，并非是否减免——那已是定策——而在于减免的力度与期限是否“过优”，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位面容清瘦、目光锐利的三司副使手持笏板，声音高昂：“陛下，范相所拟‘五成征收、五年不变’之细则，臣等核算后，深以为忧！淮南虽遭战火，然土地肥沃，潜力巨大。若减免如此之重、之久，则朝廷岁入亏空巨大。此例一开，中原诸道近年亦多有灾患，若皆援引此例请求减免，朝廷何以应对？且淮南新附，正当示以朝廷威仪、法度严肃，如此优渥，恐滋长其侥幸之心，弱化其纳税之责，非长久驾驭之道！”
他的观点代表了一批务实乃至保守的财政官员：担心财政收入，警惕政策攀比，强调新附之地的管控与义务。这是“童言”触及仁心之后，现实行政机器必然会产生的反弹。
另一位御史言官附和道：“臣亦以为，五年之期过长。三年足矣！三年后可视其恢复情形再议。且‘五成’之数，可否细分为：第一年五成，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七成，循序渐进，既显皇恩，亦促其奋进，更合规制。”
这是折中方案，试图在仁政与现实间找到更“安全”的斜坡。
范质眉头紧锁，出列反驳：“陛下，前番决议，乃体恤民瘼、培植税源之长策。若朝令夕改，或大打折扣，则前功尽弃，民心失望。淮南不稳，则整个南方战略皆受拖累，届时所耗军费，恐远超今日减免之数！至于他道攀比，情况各异，自有朝廷权衡，岂可因噎废食？”
王溥也道：“治国在信。陛下既已明示宽仁，若因臣工议论而削减，失信于新附之民，其害远大于税收之减。”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数据与道理交织。柴荣沉默听着，手指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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