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所载、历代沿用的“优待贵族和功臣”的特权条款。但在五代乱世，这项制度却被那些手握兵权的节度使和禁军将领，利用到了极致——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搬出“功勋”、“贵戚”的名头，就能轻轻松松地逃脱惩罚，甚至不久之后便官复原职。
“民不惧法，因法不治权贵；权贵不畏法，因法不能加于其身……”他在心中轻轻叹了口气，“若要使天下人真正敬畏法律，就必须让法律面前——权贵与庶民同罪。”
但他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来。他知道，刑律改革，是比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更加复杂、更加敏感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整个统治阶层内部的地震。
他继续往下读。
当他读到《断狱律》中关于“拷囚”（审讯时允许用刑逼供）的相关规定时，他再次停下了笔。那条律文规定：审讯时可以拷打囚犯，但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且不得在夜间拷囚——违者，主审官也要受罚。
他反复看了三遍那条律文，然后抬起头，看向范质，用一种“好奇”的语气问道：
“范相，儿臣有一个问题——这条律文，虽然规定了拷囚的次数和杖数限制，也规定了夜间不得拷囚，但它并没有规定：拷囚之前，是否需要其他证据？如果没有任何人证物证，仅仅因为怀疑，就可以对嫌疑人动刑拷打——那被拷打的人，岂不是很冤枉？”
范质微微一怔。
他没有想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在第一次接触刑律时，便能一眼看出“拷囚”制度中最核心的伦理困境——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他沉吟了片刻，缓缓答道：“殿下所虑极是。事实上，历代因拷囚而导致的冤狱，不胜枚举。这也是老臣在为官数十载中，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若要查明真相，拷囚有时确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但若过分依赖拷囚，则必然导致冤假错案丛生。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老臣至今，亦无完美的答案。”
柴宗训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但他的心中，已经将这个问题，记在了“未来需要改革”的清单上。
他知道，在五代乱世，在法治观念尚未普及的时代，想要彻底废除刑讯逼供，是不现实的。但他也相信——通过完善证据规则、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审讯过程的监督、以及对滥用酷刑者进行严厉追责，可以逐步减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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