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初秋，东京开封府，皇宫枢密院值房。
八月末的开封，暑气渐退，秋风初起。枢密院值房的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偶尔有一两片被风卷起，贴着窗棂打了个旋，然后落在青石板地上。
魏仁浦坐在案后，面前摊放着两份文书。一份是刚从河北传回的、关于瓦桥关边警的查证结果——皇城司的密探已经确认：契丹在拒马河对岸确实有过小规模的集结，但规模远未达到“南侵”的程度，更像是一次例行的秋季牧马换场，被瓦桥关守将夸大后报了上来。
另一份，是礼部刚刚送来的立储大典仪程定稿。十月初一，太庙告天，正式册立。
他放下那两份文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那个五岁的孩子站在文德殿中央，当殿指出瓦桥关军报疑点时的那番话——没有盛气凌人的威风，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只是将一桩足以震动朝堂的边警，如同一根线头般轻轻拈起，然后在满朝文武面前不慌不忙地拆开。
那份查证结果送达他案头时，他握着那页纸的手指，微微停留了一瞬。
不是惊讶。他在皇城司的密报体系中浸淫多年，从看到军报的第一眼起，便已隐隐判断出其中可能有水分。真正让他停顿的，是那份查证结果送达的时间点——恰好赶在立储大典的仪程定稿之前一日。
分秒不差，恰到好处，如同一枚预先校准过落点的棋子。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那份仪程定稿上，沉默了片刻，然后将两份文书叠放在一起，放进书案右侧专用的文匣中——那里存放着他近几个月来亲手整理、批注过的所有与皇子柴宗训有关的文书和密报。文匣的厚度，已经从最初的三页纸，变成了一摞可以压住镇纸的册子。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是守门书吏的通传：“魏枢密——殿下派人来了，说有一份公文，需要您亲自签收。”
魏仁浦抬起头：“请。”
一名身着青色锦袍的年轻内侍走进值房，双手捧着一只素色的木匣，恭恭敬敬地放在魏仁浦案上，然后躬身退后两步：“魏枢密，殿下说，这份公文，请您务必在今日之内过目。”
魏仁浦点了点头，等那内侍退出后，才伸手打开木匣。
匣中只有一页纸——准确地说，是一封手札，用端正的小楷写在一张素白的宣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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