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里“嗡”的一声炸开了锅，仿佛一瓢冷水泼进了滚烫的油锅。工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林雄背上。
“真没想到林雄家是这样的人！”一个老工人痛心疾首地摇着头，“平日里看他挺老实的，谁知道家里这么不堪。”
“可不是嘛，”旁边一个女工撇撇嘴，“这么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太不像话了！听说他弟弟在乡下吃了不少苦。”
厂长赵大年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那双经历过战火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他原本还准备把林雄的提拔材料整理一下，等着这几天上会讨论呢，现在看来得重新考虑了。这位老革命最看重家庭伦理，此刻他紧抿着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仿佛在压抑内心的怒火。
报告会一结束，赵大年就让人把林雄叫到办公室。他特意让秘书把门关上，这才转过身来，语气沉重：
“林雄同志，”他特意在“同志”二字上加重了语气，“家庭问题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们家这样对待自己的亲人，实在让人寒心啊！”
林雄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却在场长严厉的目光下低下了头。
从此，林雄在厂里的处境一落千丈。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第一个派到他头上，工友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异样。吃饭时，原本围坐一桌的工友会找各种借口散开；下班时，也没人再约他一起走了。
“连自己亲弟弟都容不下的人，还能对同志真心好吗？”这样的议论总是不经意地飘进他耳朵里。
林雄憋了一肚子火冲进家门，把工作帽狠狠摔在桌上：
“都是你们！非要赶走林墨！现在好了，他在外面成了英雄，我在厂里倒成了笑话！”
林父正在看报纸，闻言抬起头来；林母则从厨房探出头来。两人这才知道小儿子竟然出息了。
林母的眼睛立刻亮了，她擦着手从厨房里小跑出来：“英雄？那上级肯定奖励了不少钱吧？”她急切地抓住林雄的胳膊，“快去找他要过来！你不是正要买自行车呢！”
林父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盘算得更远：“要是能让他跟厂长说说，给你提拔个车间主任什么的，那才叫正经。”他完全没想过要关心小儿子的近况，满脑子都是如何从这件事中牟利，“他现在是典型了，说话肯定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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