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动的区域，与那热火朝天的田野，仿佛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丁秋红和林墨插队以来，就成为了屯子里小学的临时代课老师。这项安排，让他们得以幸运地（或者说，在某些埋头苦干的社员看来，是“侥幸地”）免除了田地里那能把人脊梁骨累弯的繁重体力劳作，得以留在那几间相对阴凉、安静的土坯校舍里。
每天清晨，当初升的太阳刚刚将金色的光芒涂抹在田野的露珠上，当社员们的锄头与泥土、石块碰撞发出“锵锵”的、富有节奏的清脆声响，汇成一曲艰辛的田园交响乐时，靠山屯小学那间最大的、窗户上糊着旧报纸的教室里，也同步传出了孩子们参差不齐却充满朝气的朗朗读书声。
校园那扇朝东的窗户，如同一幅巨大的、动态的画框，正对着那片无垠的、充满生命张力的田野。林墨站在讲台上，目光总会在不经意间穿透窗户，越过矮矮的土墙，落向远方。他能清晰地看到，在蒸腾的地气中，那些如同黑色剪影般、在田垄间缓缓移动、一次次弓下脊背的身影。
他能认出熊哥那魁梧的身躯挥动锄头的架势，能看到张建军和李卫红等知青们虽然动作尚显生疏却异常卖力的姿态，也能看到屯里那些熟悉的叔伯乡亲，他们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烁着油光，汗水沿着深深的脊沟流淌。
那是一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那是一群用筋骨与自然搏斗的人。他站在这里，享受着荫蔽，教授着诗歌，心中却时常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庆幸，有感激，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脱离了队伍的怅然。
而丁秋红的心事，则比林墨更为沉重，如同不断累积的乌云，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父母那封来自北京、措辞“委婉”却字字如刀的信，像一块被冰镇过的巨石，沉沉地压在她的心口，日夜不休。那些反复强调“感恩归感恩，终身归终身”、“把握分寸”、“渐行渐远”的字句，如同恶毒的魔咒，在她脑海里盘旋往复，啃噬着她的理智与情感。
她内心拼命地想反抗，想摒弃父母那套重回“上流”后迅速滋生的势利与凉薄，她深知林墨的好，记得他所有的恩与情。然而，另一种来自血脉亲情的拉扯和长期形成的顺从，又让她感到无比的惶恐与无力。这种矛盾的心理，外化出来，便是一种连她自己都厌恶的、不由自主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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