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发生的当天晚上，消息就传到了国府最高层。
不是通过正式渠道。正式渠道的报告要等现场勘查、证人笔录、伤亡统计全部弄完才能往上递，按那套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
消息是从宪兵司令部的值班电话直接打到憩园的，接电话的是钱主任。钱主任听完之后在原地站了五秒钟，然后转身往大队长书房走，步子比上回送李来福的报告还快。
大队长正在吃晚饭。一碗米饭，一碟青菜，一盘红烧肉吃了两块。钱主任进来把情况简单说了，大队长筷子停在半空，停了两秒，搁下了。
“大使本人呢？”
“没受伤。运气好，巡逻队就在周围，把他就下了。”
大队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手巾擦了擦嘴，然后说了一句让钱主任记得很清楚的话：“戴春风呢？他在干什么。”
这话不是问句。是问罪的语气。
戴春风昨天不在南京，他在上海处理别的事。
给他发报，我只给他三天时间，南京城不可以在出现这种袭击。
电话打到戴春风在法租界的秘密住所时已经是凌晨一点，接电话的是他的副手。副手听完电话脸色就变了，进屋把戴春风摇醒。戴春风披着衣服坐起来，听了一句就把电话夺过去了。
电话那头是他的心腹“戴老板，出大事了。苏联大使下午在夫子庙遇刺，人没事，被巡逻队救下来的。大队长很不高兴。要我们三天解决此事”
戴春风握着听筒的手没抖，但他另一只放在被子上的手慢慢攥紧了。上面不高兴——这四个字他掂得出分量。
不高兴的意思不是挨一顿训就完事，是有人要担责。刺杀发生在南京城里，南京是什么地方？
是国府的首都，是他军统局总部所在地。在他的地盘上，二十多个刺客带着冲锋枪和手雷在夫子庙晃了好几天，踩点踩到连大使几点喝汤都摸清楚了，他戴春风连个风声都没收到。这不是失职是什么。
他挂了电话坐在床边，被子滑到地上也没管。房间没开灯，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点法租界的路灯，把他半张脸照亮了。他的眼睛没眨。
第二天一早他就回了南京。汽车直接开进军统局大院，下车的时候风衣下摆带起一股风。他走进办公室，把帽子往衣架上一挂，对副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把南京站的人叫来。”
南京站的站长姓吴，四十出头，平时做事还算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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