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胜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时候，书记正端着搪瓷缸子看文件，他听了两句，把搪瓷缸子放下了。
听到“我父亲钟大山为保护工厂财产和工人生命安全壮烈牺牲”的时候，书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推开门，站在走廊里听。
高音喇叭把那个年轻人平静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送进走廊，书记站在那里没有动，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握着门把手的手指关节已经捏白了。
这事不管真假，已经闹大了。
书记在轧钢厂干了十几年，他见过工人闹待遇，见过车间吵架，见过设备故障抢修几天几夜，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事——烈士的儿子，实名实姓，在全厂高音喇叭里，对着几千号工人，一句一句地把烈士抚恤金被侵吞的事说出来。
工人是什么人？
工人是国家的脊梁骨，是这个厂子的血和肉，他们最听不得的就是这种事——一个拿命换了国家财产的人，他的儿子被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
这种事不需要查清楚真假，光是听到，工人们的血就已经烧起来了，要是处理不好，今天这事就不是围办公楼，是能把整个厂翻过来。
书记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电话，用力摇了几下摇把，对着话筒沉声说：“通知所有在厂的厂长、工会主席、妇联主席、各科室负责人，立刻到小会议室开会，跑步通知，一分钟都别耽误。”
他挂断电话，秘书已经站在门口了，脸色发白，显然是也听到了喇叭里的内容。
书记朝他挥了挥手，秘书转身就跑，皮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脚步声急促得像擂鼓。
书记要是知道后世网络上的梗，这会儿一定会说一句：家人们，谁懂啊？我今年就要退休了，临了给我来这么一出。
他苦笑了一下，把老花镜折好放进胸口的衣兜里，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口，朝小会议室走去。
小会议室里，人已经到齐了。
长方形的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没有一个人说话，厂长杨友信坐在书记右手边，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大拇指互相搓着。
杨厂长这人平时话不多，但做事稳当，在厂里口碑不错，不过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也不太好看。
工会主席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眉头拧得紧紧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妇联主席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撑着额头，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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