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国睁开眼，看了看四周灰蒙蒙的山脊线。
他忽然想起离开辛庄前，余生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卫国，到了德国，别把自己当军人。”
“你是一个商人，一个想发财的商人，一个有门路、有资金、有野心的商人。科学家不是你的目标，是你的生意对象。你不是去求他们的，是去请他们的。”
周卫国当时问：“请不动怎么办？”
余生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狠劲儿：“那就用金子砸，砸不动，再加一倍。”
“再砸不动呢？”
“再砸不动，”余生收起笑容，眼里有寒光一闪，“那就说明这个人不值得请。”
周卫国现在坐在这辆颠簸的骡马车上，想起那段对话，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他摸了摸藏在货箱夹层里的那两箱黄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个长长的名单。
冯·布劳恩、海森堡、齐柏林、克劳斯、施密特……
这些名字，他有些熟悉，有些陌生。但余生说他们值两箱黄金，那他们就值。
1944年2月初，上海。
黄浦江上灰蒙蒙的雾气裹着煤烟味，压在外滩那些高大建筑的头顶上，像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旧抹布。
江面上有日军炮艇巡逻，汽笛声隔一会儿就拉响一次，刺耳，带着压迫感。
周卫国站在南京路一家商行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
他已经在这个位置站了十分钟了，一动不动，像个雕塑。
“周先生，”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卢老板到了。”
周卫国转过身。
卢绪章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头上戴着同色礼帽。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个体面的上海商人，但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东西，远不止生意人的精明。
跟在卢绪章身后的，是他的弟弟卢绪华。
兄弟俩长相有几分相似，但气质迥异——卢绪章沉静内敛，卢绪华则更外放一些，嘴角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周……周文先生。”卢绪章伸出手，在叫出那个化名的时候微微顿了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久仰。”
“卢老板客气了。”周卫国握住他的手，握了两秒，松开。
双方落座，商行的人上了茶，然后退出去，把门带上。
屋里只剩下三个人。
卢绪华靠坐在沙发扶手上，翘着二郎腿，先开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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