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千里之外的德国，那个被通报“重伤休养”的周卫国，正穿着红十字会的制服，拎着藏满黄金的药箱，穿过硝烟尚未散尽的边境线。
他不知道家里已经打起来了，此时德国南部，巴伐利亚。
周卫国站在一座乡间别墅的门口，他已经在这里站了二十分钟了。
孙德胜站在他身后，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扮相像个保镖。他的右手插在口袋里，拇指扣在驳壳枪的扳机上，眼睛不停地扫视四周。
“周先生，”孙德胜压低声音，“他会不会来？”
周卫国没有回答。
三天前，他通过一条极其隐秘的渠道，把一封信送到了柏林。
收信人是一个他快七年没见过的人——他在柏林军事学院读书时的教官，冯·施特海姆。
那个名字，是余生给他的名单上唯一一个打了红圈的。
冯·施特海姆，党卫军少将，德国军备与战争生产部的核心幕僚，掌握着整个德国军工人才和技术资料的调配权。
这个人，是整个计划的关键。
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施特海姆将军，柏林军事学院第37期学员周卫国，路过巴伐利亚，想请将军喝一杯。”署名用的是当年在学院时的代号。
周卫国赌的是两件事——第一，施特海姆还记得他；第二，施特海姆已经看清了德国的败局。
身后的门开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管家探出头来，目光在周卫国和孙德胜身上扫了一遍，然后用德语低声说：“将军请二位进去。”
别墅不大，但布置得很讲究。墙上挂着几幅油画，壁炉里烧着木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雪茄和旧书的气味。
施特海姆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穿着一身灰色的便装，没有戴任何军衔标志。他的头发全白了，但腰背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根钉在木板上的钢针。
周卫国走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像一把手术刀。
“周卫国。”施特海姆用中文叫出了他的名字，发音很标准，带着柏林口音特有的硬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喜欢走正门。”
周卫国没有回答，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孙德胜没有进门，站在走廊里，保持警惕。
两人对视了几秒。
施特海姆从沙发扶手上拿起一根雪茄，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升腾，让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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