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手边得有梁群峰当年的通讯方式，还得知道他正在过问这件事。
范围不会太大。
当天晚上他坐在客厅里的时候，手机忽然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依旧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没有署名。
他点开来看，上面只有一行话：“你查的那个人，当年在省政法委办公室干过，姓秦。”
孙连城看了之后没有回复。
姓秦，省政法委办公室，梁群峰在省政法委当过领导。
一个当年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确实可以自称“梁群峰在省里工作人员”。
他想了想这个身份，办公室的人对领导的行踪、安排、来往文件都很清楚，领导过问什么，他们会最先知道。
打电话给吕州问入库进度，这种杂事确实像是办公室会做的事。
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个人只是按吩咐办事，他为什么会在多年之后重新浮出水面？
如果姓秦的只是一个普通干部，那这条线到他就断了，他只是替领导打过电话，不知道其他更多的东西。
但如果他是线索上更靠近上面的位置，那他去吕州之前的见面、电话的安排，就不是被动的“接受安排”，而是有意识的一步棋。
随后拿起手机给沈砚发了一条消息：“今晚收到一条消息，指向当年省政法委办公室的一个人，姓秦，这个人可能是当年打电话去吕州问备案进度的人。”
沈砚过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回来：“省政法委办公室姓秦的只有一个人，秦卫东，已经调去省人大了，五年前从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直接调过去的，走的时候是正处级。”
孙连城看着这条消息，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
一个在省政法委办公室干了多年的人，能接触到梁群峰在吕州的那次行程安排，也能拿到相关文件的流转方向。
他调去了省人大，级别没有明显上升，但位置更稳了。
一个从权力中枢调到边缘机构的人，通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边缘化了，要么是主动选择一个更安全的位置。
孙连城倾向于后者。
当天下午他坐在办公室里把各个人的位置在心里又排了一遍。
姓刘的在经侦，姓钱的在吕州，秦卫东在省人大。
而递纸条的人还在暗处没有露过脸，但每一次出手都卡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
当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把秦卫东这个名字单独写在一张新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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