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了田国富十分钟。
两个人关着门谈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各自散了。
具体谈了什么没有传到任何人的耳朵里。
但那场谈话结束后，省纪委内部没有再对光明峰项目的备案材料提出任何复议意见。
这份材料在所有人目光之外的那个高度，稳稳的被锁在文件柜里。
有人在这份材料里来回走了一趟，有人顺着它梳理了不同阶段经手人的名字。
但最终签署的那份文件里，“梁群峰”三个字始终没有出现。
梁群峰是已经走了的人，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不会成为被追责的主体。
那些还在岗位上的人，经手的动作被重新审视了一遍，该补流程的补了流程，该调岗的调了岗位。
没有人被撤职，没有人被处分，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说法而已。
几天后孙连城在一次城建项目调度会的间隙，在走廊里碰到了赵东来。
赵东来手里夹着一份文件，在走廊中央停了一下，跟他说了一句：“你查的那条线，已经收尾了。
姓刘的、姓钱的、白志诚、秦卫东、邓志高，各有各的结局。”
孙连城站在走廊里，看着赵东来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赵东来是从李达康那个方向来的人，他主动在走廊里停下来告诉孙连城“线已经收尾了”，至少说明那件事在程序上真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当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整理桌面上的文件，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夹着的那张纸，就是写着“田国富”三个字、后来被他压在文件堆下面的那张。
他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看了一眼，然后折了两折放进了碎纸机里。
那三个字和这张纸一起结束了。
高育良说的“缺的是会办事的人”已经在他手里走完了最后一程，现在他成了那个把事办完，然后退到一旁不再出声的人。
田国富把那批材料转交到沙瑞金手里之后，事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会议照常开，文件照常批。
但孙连城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李达康的秘书在停车场碰到他的时候，会看他一会儿。
比如省纪委那边有一个人事调动的公示挂出来，综合处调走了一个副处长。
没有指名道姓，没有任何说明，只是一行简短的岗位调整通知。
又比如赵东来最近没怎么在公开场合跟李达康同时出现了。
不是不出现，是错开了时间。
孙连城不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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