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对付北洋军阀。
但阶级立场的不同，让两方之间天然就自带矛盾，在外敌足够强大之时，尚且能勉强压制。
一旦军事上取得胜利，外部压力稍减，矛盾就会浮出水面。
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会带来地盘上的扩增，瞬间就激化了这种矛盾。
这都不只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福的问题了，而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
再加上某个人在关键的时刻一通乱杀，直接把这层关系变成了一团乱麻，这么多年的战争打下来，双方之间已经到了仇深似海的地步。
李先生和陈先生对视了一眼，这一段恩怨，他们也是参与者。
这其中的复杂程度，他俩是再了解不过了。
谁是谁非，他们心中都有杆秤。
说真的，他们这群人此前得出的共识就是，劝蒋抗日的难度，比把他逼下台可难多了。
要是有的选的话，他们真恨不得一脚把大队长从那个位置上踹下来，再踩上一万脚。
但是不成啊！红军这种打法实在太凶了，动不动就是整师整军的歼灭，继续打下去，等国军的精锐都耗光了。
红军的实力又没有及时的增长上来，国家的国防力量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空窗期，再叠加各路军阀各怀鬼胎、与日勾结的不稳定因素。
局势真到了这一步，他们不管怎么算，结果都只有一个——神州陆沉！
李先生耐心解释道：“两个人打架，劝不了架的原因通常只有两个。一个是占据优势的一方自认为一定能赢，另一个嘛，那就是劝架的人力量太弱。”
周先生接话接得很快：“眼下的形势，国军压根就不是稳赢之局，这第一条就松动了。但是第二条……我等手头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这劝说的力道，显然是不够的。”
他转向陈先生：“李先生、陈先生，你们出自粤军，能否再召集一些旧部？”
陈先生摇了摇头，答得干脆：“那位南天王，以前和我等是同僚。但因为一些权力斗争的关系，早就闹掰了。”
“再者说，军阀是这世间最不可靠的东西。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对这个最有发言权了。”
李先生接过了话头：“校长虽然认枪杆子，但他更认钱袋子。”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几位实业家，“如果我们能营造一种声势，让整个江浙的工商界都感受到红军的威胁，那他们就会倒逼着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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