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地点非常隐蔽，不易被人发现，而且现场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
法医推断，死者遇害时间大约在八小时前，也就是前一天的半夜零点前后。
在死者衣兜里，侦查员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面有一串七位数的号码，下面还有个模糊的签字。仔细辨认，这是一张北京站的小件寄存单。
接下来的关键就是确认尸源。
警方兵分两路，一路调查附近失踪人口，另一路直奔北京站的小件寄存处。
在车站服务人员的帮助下，警方找到了苏红的旅行包，从里面翻出两本日记，其中一本里夹着苏红的照片，另外还有学生证。
警方立刻联系南开大学，很快得到回复：苏红一直没有返校。校方随即派人赶到北京，确认死者就是苏红。
这起案子必然引起学界的震动与猜测，甚至有人借题发挥。
案情上达高层，高层即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
专案组迅速成立并分析案情：苏红于晚8点40分左右在北京站下车，9点存包，次日零点前后遇害；案发地距离北京站十多公里，又是大黑天，一个姑娘不太可能跟着陌生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
因此，初步判断是熟人作案，比如同行的老乡，或者在火车上刚刚认识的人。
警方随即联系成都方面，将情况告知了苏红的父母。
老两口悲痛欲绝，怎么也无法相信女儿会在北京出事。他们反映，与苏红一同上火车的，既没有熟人朋友，在北京也没有亲戚，不会有人去接她。
这样一来，熟人作案的推断便被推翻了。
专案组反复研究后，部署了一套新的侦查方案，分三步同时进行：
第一，清查苏红近年来的信件；第二，调查苏红遇害前，从四川打到北京的所有长途电话和电报，防止有预谋杀人；第三，彻查当日同一车厢所有旅客的信息。
北京警方对这起案子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很快，信件和电话、电报梳理完毕，没有发现异常。
然而，查旅客信息却难如登天。那个年代车票并非实名制，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要想找出从四川到北京沿途可能和苏红同在一个车厢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再不可能，也得查。
根据7号车厢列车员的回忆，当时车厢里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返校的学生。
查了很长时间，北京各高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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