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三本册子：那本无名氏的手抄译注、利玛窦的拉丁文译本，以及艾德琳寄来的那本线装诗集。
查尔斯开始翻译。
当他终于写出一个让自己稍感满意，也就是不那么像散文的版本时，窗外的光线已经从傍晚变成了一种偏斜的黑蓝。
他低头看着自己写下的那几行字，感到喉咙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酸涩。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翻译出了那首诗——他只知道，当他读到自己写下的句子时，他感到了一种陌生的安心。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他轻声念了一遍，然后停下来，感到那行字正在他的口腔里生根发芽。
接下来几天，查尔斯几乎把自己埋在了东亚藏书区。
他读了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本比利玛窦更早的著作，内容更多是道听途说的汇编，但其中对汉字“多义性”的观察让他停留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初到这个世界时——也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试图辨认身边那些他本该熟悉却全然陌生的轮廓。
语言，习俗，人与人之间不言明的规则，像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还翻到一本更晚近的著作——某位传教士编纂的《汉英对照诗选》，篇幅不大，收录了大约三十首古诗的译注。
译者的方法显然是把每句中文都先译成拉丁文，再从拉丁文转成英文，查尔斯读了几首，发现它们像是被反复滤过的水，虽然澄清了，却失去了原本的滋味。
但他还是认真读完了它。
那些早期译者的困境和他此刻的困境是一样的：
他们在试图用另一种语言的容器来盛放一种完全不同的液体。
有些容器漏水，有些容器改变了液体的味道，有些容器干脆把液体变成了别的东西。
“但我们必须尝试，”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因为如果不尝试，那个声音就会一直留在无声里。”
周五下午，他把这些笔记整理了一遍。
第三天他坐在图书馆里，面对着自己写下的第四版草稿，墨水瓶空了半截，纸面上到处是划掉又重写的痕迹。
他看了一会儿窗外那棵正在风中摇晃的柳树，然后叹了口气。
他需要外援了。
查尔斯写了一封信给道奇森教授。
信写得很简短，只在结尾处提了一句：“我最近在做一些翻译工作。如果我遇到困难，是否可以来请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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