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天两包，再后来三包，手指头熏得焦黄，牙齿熏得发黑，肺活量从能跑三公里掉到爬三层楼就喘。他的办公室里永远烟雾缭绕，进去的人没有不咳嗽的，但他浑然不觉。
不止一次，岳父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调离那个地方的派出所。
他都只有一个回答：“商河村的案子没破，我哪儿也不去。”
他拒绝调走。
岳父跟他说，调走不等于不破案，到了大舞台有了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资源，反而更有条件去追这个案子。他不听。他心里清楚，这个案子如果换了别人接手，只会变成档案室里一个永远沉睡的编号，没有人会像他一样，会在夜晚翻出卷宗，把那些细节一遍又一遍地揉碎、重组、推倒、重来。没有人会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商河村的那片唐永生院子里站一会儿。偷偷把这个案子的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一眼，然后对自己说“再找找，一定有哪里漏了”。
这么些年来，很多时候的晚上他翻来覆去地都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些他已经想了几十年的东西。每一次以为抓住了，每一次都是空的。这么多年，几百次这样的循环，他像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每一次推到山顶，石头都滚下来，滚回原点。
他说服不了自己放弃，所以他也说服不了自己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