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了，我能听见拉煤车的轮子碾过青石板的声音。
情况不对。
准确的说，"不对"这个词太轻了。像用一张纸去包一团火。我不知道我是在火里面，还是在火外面。
K。那时候我以为他是一根线头，揪住了就能扯出一团乱麻。现在我才明白，线头在他手里，我才是那团麻。
上海不是我们的地方，阿纳斯塔西。租界巡捕房盯着每一个说俄语的人，青帮的探子混在每一家茶馆里，甚至我的安全屋——我的安全屋被袭击了。我不能判断究竟是我们的人中出了叛徒，还是K的势力和情报能力，已经大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我不怕对手强大。我怕的是我不知道对手想干什么。
近期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件事，我脑子里有一百种解释，每一种都合情合理，每一种又都经不起推敲。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在五分钟内判断一个情报的真伪，可以在三秒钟内决定要不要开枪。
我刚才抽了一只雪茄。之前我盯着那根雪茄看了两个小时，我在想，这支雪茄里是否有毒？
然后把它锁进了保险柜。锁进去之后我又觉得不对。我又打开保险柜把它拿出来，包了三层油纸，放在窗台上让风吹了半夜。
终究，我才试探着将它点燃。
你看，我已经变成一个连自己的判断都不敢相信的人了。
瓦西里昨天跟我汇报了一个情况，我第一时间觉得他说得对。
但半小时后我开始怀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太巧了？是不是有人安排好了让他说的？然后我又开始否定自己。我如果怀疑他，那我还能相信谁？
可我必须怀疑。因为如果我不怀疑——等我真的被一枪打穿后脑勺的时候，我会恨我自己。
斑鸠，你还记得军校第三年那件事吗？射击课我永远赢你，你灌了我一瓶伏特加，趁我醉得不省人事把我的配枪拆了，准星反着装回去。第二天实弹射击，我第一枪打出去，子弹偏到了隔壁靶位上，教官骂我是"苏维埃最伟大的脱靶艺术家"。全班笑了三天。
我最近总想起这件事。不是想起你捣蛋，是想起那时候的我。二十岁。什么都信。相信同志，相信革命，相信枪膛里每一颗子弹都会飞向它该去的地方。
现在我不信了。什么都不信了。连这支笔我都在怀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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