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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说话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且永远是最短的句子：“作业写了？”“吃饭了。”“去睡觉。”他的声音没有温度，像一台机器在播放预设的语音。
偶尔，非常偶尔，他会喝很多酒，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开灯，黑暗里只有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他不会打我，不会骂我，不会摔东西。他只是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一个人坐一整夜。
我有时候会站在走廊的拐角处看着他。烟头的红光映在他脸上，他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任何我能辨认的情绪。那是一种空洞。一种彻底的、绝对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的空洞。
那个女人留下的洞。那个和她有关的一切都消失之后，在他体内留下的、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流着血的空洞。
他没有试图填补它。他只是学会了和那个洞共存，学会了在那个洞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行走，学会了用沉默和酒精麻痹那种空洞带来的疼痛。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她。
一次都没有。她像被从家庭相册里剪掉的人像，留下一个突兀的、不合逻辑的空白，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被强行抹去，只剩下她存在过的痕迹——比如那只被我从地上捡起来的毛绒兔子，比如抽屉最深处那张边角发黄的照片，比如我父亲眼睛里那层永远也化不开的灰雾。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那层灰雾是什么的。那不是悲伤，不是恨，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锁起来之后，眼睛里自然蒙上的那层霜。
他把所有关于爱、关于温柔、关于柔软的东西，都跟着那个离开的女人一起埋葬了。剩下的那个躯壳，是一个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吃饭、工作、生存的机器。他活着，但他没有在生活。
我害怕变成他。可我更害怕的是——我发现我正在变成他。
初中的时候，老师让写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家庭》。我坐在书桌前，握着笔，纸上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没有家庭，我只有一个偶尔在餐桌上和我面对面吃饭的、叫父亲的人。我写不出来。我交了一张白纸上去。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她说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说。我看着她，她看我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担忧，有一点点急于扮演“好老师”的热情。我觉得恶心。
我把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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