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们此前在南部三市看到的还要复杂一些。那两个空壳公司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省内有两家城商行，在过去两年里，以‘金融创新和资金增值’的名义，将部分县市闲置的扶贫专项资金，通过信托通道打包成了新型的理财产品。”
沈逸转过身，走过来坐下，翻开报告看了两眼。
“资金体量大概在多少？”沈逸声音平稳地问。
“账面上涉及的流动池资金，累计达到四个亿。虽然目前还没发生大面积的兑付违约，但因为底层资产多挂钩在一些高风险的房地产和过剩产能项目上，收益率极不稳定，随时存在亏空本金的隐患。同时呢，伴随着省府对扶贫项目的敦促与抓落实，这些钱会在短时间内大量退出，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些理财产品一是去向不明，二呢，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很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步的扶贫促进工作。”邓永飞如实汇报。
“你是说，扶贫资金在银行这个环节，就已经被拆借或挪做他用？”
“是，秘书长，挪用的数额还不小，牵扯到六个地州市、十四个县63个扶贫项目，资金总额在二十点六亿七千万。”
如果是以前，看到有人敢把底层老百姓的扶贫救命钱拿去搞高风险投资，邓永飞可能心里早就火冒三丈，想着该怎么严惩不贷了。但在省府大院历练了这段时间，特别是受到运杰伦“和光同尘”的叮嘱以及沈逸高维逻辑的熏陶后，他现在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很多改变。
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违规挪用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一口气把盖子掀得太猛，导致城商行出现挤兑或者资金链异常断裂，反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永飞，你现在能沉住气了，这很好。”沈逸微微点头，眼神中带着赞许，“做经济和金融监管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和简单粗暴。我们既然发现了防线上的漏洞，首要的任务不是去追究谁的责任，也不是去喊打喊杀，而是先要想出有效控制风险的办法，一是不能将问题社会化，二是能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给出一个系统性解决危机的方案，把风险积极稳妥地化解掉，确保资金完好无损地回到指定的安全账户，更确保不至于引发社会性恐慌。”
“我明白，秘书长。这就像做外科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伤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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