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成为某个特定国家或公司的工具。我需要知道，我的工作成果最终流向哪里？”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遇。
叶雨泽没有慌乱，他早已准备好说辞。他带着拉杰参观了那个对外的“农业技术交流中心”。
展示了他们与（虚构的）“国际小农户联盟”的合作计划书，上面罗列着旨在帮助非洲、东南亚地区提高粮食产量的项目蓝图。
“拉杰，你看，”叶雨泽语气诚恳，“军垦种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以成本价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种子。”
“我们的技术，通过他们，才能最快地惠及最需要的人。商业成功是为了可持续地支持这项公益事业。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这番半真半假、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暂时安抚了拉杰。
但叶雨泽知道，像拉杰这样聪明且富有良知的人，不能长期依靠谎言来维系。
他必须加快步伐，在拉杰彻底起疑或出现其他变故之前，拿到最关键的成果。
叶雨泽和杨革勇的目标，锁定了一项被称为“光合作用优化引擎”的颠覆性技术前期研究。
这项技术旨在通过修改关键光合作用酶的基因，显着提高作物对光能的利用效率，理论上能让主要谷物产量提升30%以上。
该技术的核心理论由一位性格孤僻、几乎不与产业界来往的顶尖植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艾略特·福斯特教授掌握。
福斯特教授如同守护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他的“火种”锁在重重的学术壁垒和个人原则之中。
常规的接触方式——高薪聘请、合作研究——全部被他拒绝。
“这是个硬骨头。”叶雨泽皱起眉头。
“硬骨头就用硬牙口啃！”杨革勇发狠道。
他们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叶雨泽通过多方运作，让军垦种业的一位研究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合理合法”地进入福斯特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课题是公开的、不敏感的）。
这位研究员代号“园丁”，真正的任务不是学习，而是观察、记录，尤其是福斯特教授那些未曾写入论文的、关键的实验思路、失败经验和灵光一现的猜想。
同时，杨革勇负责外围策应。他摸清了福斯特教授的生活习惯，发现他每周六上午会固定到校园附近的一家特定咖啡馆看书。
杨革勇安排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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