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下大雨，我披着雨衣出去堵灌水的缺口，手电光晃过秀莲的坟头，忽然看见雨雾里飘着两点光，像两个人站在那里，风裹着轻轻的声响，好像有人在说“墒情够了，明年能长好”。我甩了甩头，光又没了，只有雨打在麦种袋上的沙沙声。
那年冬天西洼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把三百亩地盖得严严实实。开春化冻的时候，我领着大伙把改良剂撒进土里，翻地的拖拉机开到离秀莲坟不到十米的地方，司机突然“哎”了一声，说土里面咋硬邦邦的，挖出来一看，是个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铁盒子。
撬开铁盒子的瞬间，所有人都静了。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一摞没被泡烂的农技书，还有一捆写满了字的试验记录，最后压着一只缺了一条腿的细框眼镜，眼镜下面，是另一只刻着“沈砚之”三个字的银镯子。
陈二爷捂着嘴嚎啕大哭，说当年沈砚之被带走前，偷偷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埋在了这里，说啥都能丢，试验的东西不能丢，等以后平反了，还要接着种西洼的地。张奎当年搜遍了整个草棚都没找到，谁也没想到他埋在了试验田的土层下，和秀莲的坟隔了不到十米，守了六十年。
那年的麦种撒下去之后，风调雨顺。到了拔节期，三百亩黑小麦齐刷刷地往上窜，绿得像要淌出汁来。麦熟那天我站在田埂上，风卷着麦浪一浪接一浪往我脚边涌，金灿灿的麦穗沉得弯了腰，亩产测出来的时候，全镇人都惊了——居然比普通地块高出了近两百斤。
镇长老李头特意批了钱，在西洼的田埂边修了个小小的纪念亭，没有立什么高大的碑，就把那两只银镯子嵌在了石碑的中间，上面刻着“砚莲田”三个字，下面清清楚楚写了当年的往事，把那张压在档案里的证言拓在了碑的背面。
揭碑那天，清河镇来了好多人，头发花白的老人摸着石碑掉眼泪，说活了一辈子，终于看着这桩旧案落了个明白。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我爸剩下的那半本试验笔记，也放进了纪念亭的玻璃柜里，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纸页哗哗响，好像两个隔了六十年的人，终于把没写完的计算式，凑到了一处。
后来我妈去世的时候，留下的遗物里有一张我爸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站在试验田边笑，身后站着个梳大辫子的姑娘，脸被阳光晃得模糊，手腕上露着半只银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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