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砚把约谈定在下午四点。
这个时间是她故意选的。四点是一个暧昧的时间点——离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整理邮件、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开会，人的心理防线会比上午薄弱一些，因为脑子里已经在想晚上吃什么、要不要加班、回家走哪条路不堵车。
这是她从陆时衍那里学来的。律师审讯证人的时候，最喜欢挑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上七点，趁对方还没完全清醒；一个是下午四点，趁对方已经开始松懈。
她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会议室不大，六个人的长桌，白墙灰地毯，没有窗户——这是她特意要求的。没有窗户的房间会让人失去时间感，更容易暴露真实情绪。她坐在长桌的一头，面前放着一杯水，水的旁边是她的手机，手机屏幕朝下扣着。
她不想在看手机的时候，被对方看到自己的表情。
四点整，门开了。
孙嘉怡走进来的时候，苏砚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没有带笔记本。产品总监开会不带笔记本，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要么是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觉得不需要记任何东西；要么是她太紧张了，忘了带。
苏砚观察了她的穿着。今天孙嘉怡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成马尾，没有化妆。这和她在年会上的那件红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色是防御色，高领是保护姿势，不化妆意味着她没有心思在意自己的外表。
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通常会在外表上过度修饰，用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穿着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也有一类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所有修饰，用“素颜”来暗示自己“没有秘密”。
孙嘉怡属于哪一种？
苏砚不确定。但她知道，不确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等。
“坐。”苏砚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孙嘉怡坐下来。她的坐姿很规矩，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面试的应届生。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她的目光在桌面上游移，从苏砚的水杯到倒扣的手机，从手机的边缘到桌角的划痕，就是不看她。
不敢对视。
苏砚把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姿态放松得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她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里没有任何质问的成分：“嘉怡，你跟了我多久了？”
孙嘉怡的目光终于停在她脸上。
“四年零三个月。”她说。声音有些哑，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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