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懈迹象——部分地方官员贪图享乐、怠于政务，甚至出现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现象。为扭转这一局面，宣帝下诏整饬基层吏治，明确要求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御史大夫府（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仔细核查各郡国上报的“计簿”（即地方政务报告，包括人口、田亩、赋税、治安等数据），对政绩优异者予以提拔，对贪腐无能者严惩不贷，最终达到“以安百姓”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宣帝执政后期，执政风格逐渐发生转变，与即位初年的“开明纳谏”形成鲜明对比。早年，宣帝因经历民间疾苦，深知“直言敢谏”对治国的重要性，曾多次下诏鼓励群臣上书言事，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官员予以宽容。但到了后期，他逐渐变得固执己见，开始堵塞言路，对直言劝谏的官员不再容忍，这直接扼杀了朝堂上的正义呼声。
在生活上，宣帝也不再像早年那样节俭，转而贪图奢侈逸乐。据《汉书》记载，他“颇修武帝故事”，即效仿汉武帝的奢华作风，大规模修建宫殿、添置车马服饰，其规模远超昭帝时期。针对这一现象，谏大夫王吉上书劝谏，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废除“角抵”（古代一种竞技表演，耗费人力物力），减少乐府（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人员，精简尚方（负责制造皇室器物的机构），向天下展示节俭之风；二是外戚不宜担任要职，对皇后、太后的家族及皇帝的旧友，可给予丰厚财物赏赐，但不应授予实权，避免外戚干政；三是明确选拔贤才的标准，废除“任子之令”（即官员可推荐子弟为官的制度，易导致官场腐败）。然而，宣帝认为王吉的建议过于迂腐，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并未予以采纳。
更令人惋惜的是，忠直忧国的司隶校尉盖宽饶，因看不惯宣帝后期崇尚刑法、信用宦官的弊端，上书直言批评，指出“今陛下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讽刺宣帝重用宦官、依赖刑法，而非任用贤臣、推行德治）。宣帝见书后大怒，认为盖宽饶以下犯上、诽谤君主，下令将其逮捕治罪。盖宽饶素有“骨鲠之臣”的美誉，深知自己若入狱必无好下场，且不愿屈服于皇权，遂在未央宫北阙下引佩刀自刭。他的死讯传出后，朝野上下无不哀怜其慷慨悲壮之举，也对宣帝后期的“拒谏”态度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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