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还是一片大工地。有几个“三来一补”工厂——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生产服装、玩具、塑料花。机器大多是香港淘汰的旧设备，工人大多是本地农民或内地来的打工者。
赵四走进一家电子装配厂。车间里，几十个女工坐在流水线前，组装收音机零件。动作熟练，但面无表情。
“她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赵四问。
“十个小时，有时候赶工，十二个小时。”陈干部说，“工资嘛，比种地强，一个月六十块。”
赵四算了算。六十块，在北京刚够一个人吃饭，在这里却能养一家人——因为物价低。
“技术含量高吗？”
“不高，就是拧螺丝，焊焊点。”陈干部实话实说，“核心零件都是从香港运来的，咱们只负责组装。但能赚外汇，能解决就业，这就够了。”
赵四没说话。他走到一个女工身边，看她操作。女孩十八九岁，手指灵巧，几秒钟就装好一个电容。但她显然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只是机械地重复。
这就是“电子加工贸易”的起点——最底层，最辛苦，但也是第一步。
晚上，考察团住在临时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是个两层小楼，房间很小，只有床和桌子，风扇呼呼地转。
赵四洗了澡，坐在桌前写笔记。李文斌敲门进来，一脸兴奋。
“赵工，我下午去看了几个基建项目，了不得！深南大道要修成八车道，比长安街还宽！还有，听说要建中国第一高楼，五十多层！”
“钱从哪儿来？”赵四问。
“银行贷款，外资，还有国家拨款。”李文斌坐下来，“关键是政策灵活。比如土地，可以出租，可以转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他压低声音：“我还听说，有些香港商人，想把电子厂搬过来。不是组装，是真正的制造，有技术含量的。”
赵四眼睛一亮：“具体什么厂？”
“做电视机的，做录音机的，还有……做计算器的。”李文斌说，“但人家有顾虑，怕政策变，怕配套跟不上，怕技术工人不够。”
赵四在笔记本上记下：计算器、配套、技术工人。
“赵工，您说，如果咱们的‘中华学习机’拿到这儿来生产，成本能降多少？”李文斌忽然问。
赵四心算了一下：“人工成本能降一半，厂房租金便宜，税收还有优惠……总体成本能降4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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