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
“那价格就能打下来了！”李文斌激动地说，“一千块降到六百块，普通家庭就买得起了！”
“但前提是，咱们的技术要过关，质量要稳定。”赵四冷静地说，“不能光靠便宜，得靠好用。”
正说着，陈干部敲门进来，手里提着几个椰子：“来来，尝尝咱们南方的椰子，解暑！”
三人坐在走廊里，吹着夜风，喝椰子水。
“陈同志，你在深圳多久了？”赵四问。
“土生土长。”陈干部用刀劈开椰子，“我原来是渔民，在海上打鱼。后来特区成立了，让我当干部。我不懂经济，不懂管理，就知道一点——不能再穷下去了。”
他喝了一大口椰子水：“对岸香港，六十年代跟咱们差不多穷。现在呢？高楼大厦，小汽车，电冰箱。咱们为什么不行？”
“政策不一样。”李文斌说。
“对，政策！”陈干部一拍大腿，“现在中央给了政策，就看咱们怎么用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先把人引来，把厂建起来，把经济搞活。有了钱，再搞教育，搞科技，搞研发。”
他看向赵四：“赵工，您是专家，您说，这条路对吗？”
赵四想了想：“大方向对。但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只做低端加工，要往高端走；第二，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不能总依赖外人。”
“您说到点子上了！”陈干部激动起来，“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那些香港厂，管理层都是香港人，核心技术不教给咱们。工人只会操作，不懂原理。这样下去，永远是给人打工。”
夜风吹过，带着海腥味。远处工地上，灯还亮着，夜班工人在赶工。
“陈同志，如果我说，我们可以派人来，帮你们培训技术工人，你愿意吗？”赵四忽然问。
“当然愿意！”陈干部站起来，“求之不得！你们需要什么条件？场地？设备？经费？我们想办法！”
赵四笑了：“条件可以谈。但我想的是更长远的事——在深圳建一个电子技术培训中心，培养芯片设计、电路板制作、软件编程的人才。这样，等外资工厂来了，咱们有人才可用；等咱们自己的工厂建起来，更有基础。”
李文斌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培训中心可以和企业合作，一边培训，一边接订单，自己养活自己。”
“还可以和高校合作，搞产学研结合。”赵四补充，“深圳离香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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