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朝的大理寺丞。”
槐树下的石桌上，摆好了两副茶盏。
杜荷又把石凳擦了擦。
他想起上次见狄仁杰，还是夏天。
那时候任命刚下，这年轻人还在为“被钉在长安”发愁。
一转眼，秋天都过了一半。
辰时刚过，狄仁杰到了。
他骑着一匹瘦马，身后跟着一辆牛车。
牛车上整整齐齐码着三只木箱，箱子上贴着封条。
他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袍，风尘仆仆，可眼睛亮得很。
“杜哥！”他跳下马，拱了拱手，“我来讨茶了。”
“先看箱子。”杜荷说。
狄仁杰打开一只箱子。
里头全是一册一册的卷宗，码得整整齐齐。
每一册的封皮上，都写着州名和年份。
“绛州三年。”狄仁杰说，“我经手的案子，一册没落。这些不是朝廷的卷宗，是我自己抄的底。每一件怎么查的，查到哪里，卡在什么地方，都记着。”
杜荷随手抽出一册，翻了翻。
里头的字迹很密，却不乱。
案子、线索、疑点、旁证，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
“你这一手，跟段尚的表格，有异曲同工之妙。”杜荷说。
“就是跟他学的。”狄仁杰说，“他说，账要记成别人挑不出错的，案子也要记成别人驳不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