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大胆的决定：
他们并没有打算在报纸上连载这篇小说，而是提议与查尔斯合作，将其出版成独立的单行本。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凯普莱特先生。”亨利在信中坦言。
“您故事中蕴含的思想冲击力，以及对科学伦理堪称拷问的语句，在报纸专栏的框架下显得过于独特，也过于沉重了。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与沉重，让我们看到了它作为一部独立作品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
但机会伴随着严苛的条件。亨利提出，出版前必须对稿件进行“大幅修改”：
部分过于直白血腥的解剖与改造描写需要缓和；某些涉及宗教亵渎嫌疑的对话需要调整或删除；兽人痛苦与挣扎的某些段落被认为“可能引发普通读者强烈不适”，建议简化。
而整个故事的结尾，那股弥漫不散的绝望与虚无，最好能加入一丝“指向人性反思或未来希望的光亮”。
信的末尾，亨利笔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私人化：
“另外，请允许我以一个长辈兼朋友的身份多说几句。我注意到近期一些报刊上针对您，特别是针对您那首诗的某些不友善言论。
“请务必不要过于介怀。文坛历来如此，毁誉参半往往是真正才华开始显露锋芒时的伴生品。那些最刺耳的声音，有时恰恰证明了您触及了某些他们不愿或不敢直视的领域。
“专注于您的故事，修改它，完善它。让它以书籍的形式问世，接受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审视，这或许比在报纸上激起一时的水花更有意义。
接着，他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另有一事。日前有一封私人信函经报社转来，嘱我交予你。发信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教授，和道奇森教授素有相识。
“他对你发表在敝报的《被盗的杆菌》及你流露出的科学想象力颇为赞赏。他们学院的一个学会定期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旨在探讨科学前沿与人文思考的交融。
“他认为你的视角独特，故冒昧发来邀请，询问你是否愿意就此主题做一次分享。随信附上正式请柬。此事不必有压力，全凭你意。”
查尔斯展开那封附在亨利信后的私人请柬。措辞恭敬，落款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进步与公众理解学会”，讲座时间定在两周后的一个下午。
邀请他作为“近期备受瞩目的科学文学作者C.C.凯普莱特先生”，做一场约一小时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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