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建国前，工厂是什么样？”
“工人是买来的、雇来的，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粮，病了残了，一脚踢出门。”
台下有老工人重重叹气：“我爹就是这么没的......”
“再往前数二十年。”苏远声音提高了一些，“有些小厂子，是工人凑钱办起来的。赚了钱大家分，亏了本一起扛。听着不错，是不是？”
有人点头。
“可这种厂子，十个里头有八个撑不过三年。为什么？规矩不健全，管理一团乱，今天你说该这么干，明天他说该那么干，最后什么都干不成。”
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吊扇转动的吱呀声。
“破旧立新。”苏远一字一顿，“破的是不合理的旧规矩，立的是更完善、更公平的新规矩。可如果破了旧的，立的却是历史上证明失败了的、或者干脆就不立——那叫什么？”
他环视全场，声音沉了下来：
“那叫破坏，不叫建设。”
“那会让我们轧钢厂，让所有工厂倒退回连机器都开不动的混乱里。”
这番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
有人茫然，有人思索，有人恍然。
三个小时，苏远从建国前的工厂制度讲到现在的管理模式，从“破旧”的必要性讲到“立新”的艰难。
他讲得口干舌燥，水杯添了三次水。
最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有问题的同志可以留下来，咱们单独聊。没问题的，散会。”
人群如潮水般退去。
大部分工人急着回家，只有七八个人留了下来，围到台前。
他们都是车间里的班组长、老师傅，平日里话不多，但心里有杆秤。
苏远和他们又讲了半个钟头。
离开时，那几个人的眼神变了——从困惑和抵触，变成了理解和凝重。
等礼堂彻底空下来，苏远才瘫坐在椅子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天际线外积聚，他能感觉到那越来越近的雷鸣。
在那种风暴里，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
唯一能做的，是提前清场——把可能引雷的人，请出去。
李主任的名字，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
是该做个了断了。
......
四合院里亮着昏黄的灯。
傻柱一见苏远进门，就咧着嘴迎上来：“苏副厂长！您昨天说的那些话，真管用！”
苏远挑眉。
一旁的黄秀秀又是好笑又是无奈：“他今天出去跟人理论，把您的话学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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