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大利处：其一，唐军重兵尽在洛阳、虎牢前线，河北、河东之地守备空虚，我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进军万无一失；其二，沿途拓土占地、招纳兵马、收编州县，可大幅扩张大夏疆域、壮大国力兵势；其三，此乃古法‘围魏救赵’之绝妙良策，一旦我军兵逼关中、威胁李唐根基，长安震骇，前线唐军必然军心大乱、回师自救。届时洛阳之围不救自解，王世充之危立除。
如此一来，我大夏不耗精锐、不拼险战，既能拓土强军，又可坐解洛阳之围，名利双收、损耗极低。何苦困于此地，与秦王精锐死磕消耗、坐待疲敝溃败？目下战局，无有良策能出此计之右！”
此谋纵观全局、跳出局部缠斗，本是夏军破局翻盘、逆转乾坤的唯一上策。窦建德听罢，反复思忖，深知凌敬所言句句切中要害、利弊分明，起初深以为然，决意采纳此计，传令三军整顿行装，筹备北渡黄河、迂回西进。
奈何彼时洛阳已是危在旦夕、朝不保夕，王世充日夜惶恐，接连派遣使者奔赴夏营，哀号告急、络绎不绝。郑军大将王琬、长孙安世留守求援，二人眼见洛阳城破在即、亡国在即，日夜在窦建德帐前痛哭哀求，声声泣血，恳请窦建德即刻出兵决战，火速解围，切勿弃郑而去。
与此同时，二人为保郑国存续，暗中携带重金珍宝，大肆贿赂窦建德麾下各级将领。夏军诸将大多贪利短视、厌弃远途征战，又忌惮唐军铁骑锋锐、畏惧长途跋涉攻坚，更不愿舍弃眼前与郑军合兵的优势战局。
一众受贿将领纷纷联袂进帐，极力阻挠凌敬之策，众口一词驳斥：“凌敬不过一介书生，久居帷幄、不习兵戎，岂知沙场征战、军机大势？如今我大夏、大郑两军合势，兵力数十万，两倍于唐军，只需集中全力一战破敌，便可击溃秦王主力，令唐军从此不敢东出潼关。届时河东、关中州县，自然望风归降、尽入我手，何须舍近求远、迂回千里？
若我军弃洛阳而去，迁延西进，一旦唐军攻破洛阳、覆灭郑国，休整兵马之后，必尽起全胜之师北上争雄。彼时我军远途劳顿、根基未稳、腹背受敌，再想抗衡唐军、争夺天下，便难如登天！书生迂论，岂能轻信！”
众将同声附和、极力反对，声势汹汹。窦建德本就心性摇摆、优柔寡断，既感念王世充求援之诚，又惑于诸将众口铄金之言，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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