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说，“我陪褚公走。”
褚遂良从车上下来。
老头子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棉袍，头上戴着风帽，手里拄着一根竹杖。
一夜之间，他像是又老了几岁。
可腰板还是直的。
两人并排往前走。
车马跟在后面，慢腾腾的。
官道两边的雪被踩实了，结了冰，走起来咯吱咯吱响。
东边的天开始发白，长安城的轮廓在身后一点点清晰起来。
城楼、坊墙、大雁塔的尖顶，都浸在一种灰蓝色的晨光里。
“老夫当年进长安，也是走这个门。”
褚遂良说，“武德四年，老夫跟着高祖爷的车驾入城。那年老夫二十七，骑着一匹借来的马，官袍是新做的，浆得笔挺。入城的时候，老夫仰着头看城楼，看得脖子都酸了。”
“那时候的褚公，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封侯拜相，青史留名。”
褚遂良笑了笑，“如今四十三年过去，侯也封了，相也拜了。可到了走的时候，回头一看，最想带走的，反倒是当年骑的那匹借来的马，和那身浆得笔挺的官袍。”
杜荷听着，心里有些发酸。
这个老人用一生爬到了人臣之极，最后惦记的，却是出发时的那一点少年意气。
“老夫在这座城里，住了四十三年。”
褚遂良说，“头一回觉得，它这么好看。”
“因为要走了，才好看。”杜荷说。
“也不全是。”
褚遂良说，“从前在这城里，天天想的都是朝堂上的事。今日谁参了谁，明日谁压了谁。这城墙有多高，坊市有多热闹，从来没正眼瞧过。
如今要走了，才想起来，老夫其实一直想在这城里，安安静静地活到老。”
他顿了顿，回头看了一眼。
长安城就在身后。
城楼上的旌旗在风里翻着，灰白的雪覆在墙头，像给这座城戴了一顶素冠。
“驸马。”
褚遂良说，“老夫这辈子，读书做官，做到户部尚书。别人都说，这是天大的体面。可老夫自己知道，老夫这一生，只做对了一件事。”
“哪一件？”
“把那面铜符，还给了该还的人。”
杜荷没有说话。他等着。
“老夫年轻时，也想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褚遂良说，“忠诚这个东西，不是对一个人。
天家父子，兄弟相残，你对谁忠诚？也不是对一个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人会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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